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中国教育公平受关注
　　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来抓”。同时，他也指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做进一步改革，这 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一)“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 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 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 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 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二)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 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 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 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 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 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 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 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 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 碍之一。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10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 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时，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 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 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 。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 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的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三)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 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 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 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 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 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 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地制造“重点”。 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的事情：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 0万元 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 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 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 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 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待遇，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的体内。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 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对此，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 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这 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 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 成包括“3+2”、“3+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 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对《南风窗》直言，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但 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 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
　　洪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 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 ，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
　　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虚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 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 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 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 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 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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