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角度

　　如何看待这一行为？

　　华图解析

　　2010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煤矿、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对没有领导带班下井或该带班而未带班的，按擅离职守处理，同时给予罚款。这一政策的出台，从保障矿工本身的安全层面说，的确迈出了值得称道的一步。不过，一项政策的成功不仅仅倚赖出台，还需要执行、监督、反馈和再修正等诸多阶段。当值领导带班下井的政策到底执行如何，目前并无一份确定的数据给出，但是至少此次师宗矿难爆出的丑闻告诉我们，各地的煤矿在应对国家的这一政策时，必定摸索出了不少应对之举。在这一事故中，除了带班的安全副矿长齐谷明在事发时伪装下井之外，在应付上级煤炭管理机构的突击检查时，当地矿场也安排了观察员这样的人员以提前通报情况。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井下的矿工便会被要求升井，前往检查的监管人员往往只有被隐瞒的份儿。

　　在中国的基层社会，类似的“猫捉耗子”的游戏并不鲜见，常常是上有政策，下则必有对策。因此，带班领导必须下井的政策本意虽好，但在执行层面却也无法绕过这一基本困境，最终落得一纸空文的地步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当然，我们的目的在于确保此一政策的有效落实，到底应该如何补救。我们认为，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机构在微观的技术上转换监督手法、提升监督能力外，更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的存在，即提升矿工群体的监督能力。要确保自下而上矿工群体的监督力量的壮大，前提还在于处于分散状态的矿工必须拥有其利益的代言人。在煤矿的开采问题上，注定要进行激烈的博弈，国家、企业、矿工都应该在利益和风险的分配中占据各自的话语权。而就目前而言，国家自不用说，国有企业或者私人矿主也有强大的利益表达能力，只有分散、凌乱、流动性强的矿工在这一盘博弈中处于缺位状态。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缺位，直接的后果便是领导可以伪装下井，而矿工却要伪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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