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严格来说，政府可以建造大型的公共工程，但是政府打造“形象工程”应该量力而行，考虑百姓感受，不能无视民意呼声。从山寨“中国馆”到山寨“悉尼歌剧院”，真是一次“山寨”不够“雷”，还要“雷”两次。这两次，阜宁县的“城建手笔”很大，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一个县城真的需要花费巨资打造一个又一个“山寨建筑”吗？政府应该明白，商人具备基本的经济理性，他们选择投资地点时首要考虑的是，有没有适应产业发展的自然环境、治安环境、用工环境和交通环境等等，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同时，这些“花架子工程”能够顺利付诸实施，根源在于，决策者一权独大，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而且打造形象工程并非一地独有的风景，随意挪用公共经费，擅自打造形象工程的违规行为，除了媒体曝光、公众谴责、事后叫停以外，决策者“违规成本”十分低廉。

　　(3)“山寨”终究与创意无关，更难以成为一个地方不断进步的真正动力。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其实就是一张“城市名片”，应该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尽显城市的精神风貌，并且给人以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力量。如果政府自身倡“山寨”，那我们的社会又怎么会有创意？因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永远不可能建立在“山寨”的基础上，也不可能靠着“山寨”之作去招商引资、奔向小康。唯有立足现实国情和本地实际，不断改革与创新，才能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才能为社会进步注入动力。所以，无论是在宏观决策、政策导向，抑或是在具体工作中，各级政府都应当鼓励开拓、激励创新，并且身体力行地做改革创新的推动者、践行者。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充满创意和活力，取得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4)阜宁县出现多次“山寨”成瘾症，“山寨建筑”背后折射出的是官员头脑中扭曲的政绩观。名义上打着“民生”、“公共利益”的幌子，实则是“屁股决定脑袋”，不问计于民的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他们忽略了百姓的感受，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当建筑早已脱离了建筑学上的意义范畴，成为一种权力符号，作为了官员考核和升迁的物质载体和参考时，兴建“山寨版”建筑欲望的冲动就会不断复制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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