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在工伤问题上，政府是工人的代理，至少，工会必须是工人的代理，不能“中立”。破除“刻板法律主义”而大笔拨款，需要找到新的理由。我将论证，这个理由是存在的。至少存在着寻找和“构建”这个理由的可能性。为行文简便，我将只谈一些结论性思考，主要是两点。

　　首先，将职业病防治与工伤救治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挂钩，同等对待，平行推进。我们过去的发展，用了两个代价，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农民工的生命和健康。这是公认的，是可以写进历史和教科书的科学知识。按照“先污染后治理”的潜规则，政府现在愿意为环境治理花钱，愿意偿还环境债务了。比如广州市愿意花数百亿元整治珠江以及河涌。我所说的挂钩原则，就是以同样的精神和方式对待农民工的健康追诉。从官员到市民，我们应该一起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愿意花钱治理环境，却不愿意花钱治疗农民工?说穿了，难道不是因为肮脏的江水和空气等影响了我们，我们逃不掉，所以我们花钱。但是，得了病的农民工自己会回家，他们最终怎么样，我们眼不见心不烦。如果是这样，我们讲“以人为本”的时候不虚伪吗?那些公正的法律，难道不是优先方便了我们城里人的自私、自恋和自欺欺人吗?

　　其次，将职业病防治与工伤救治问题与科学发展观挂钩，探索总体解决思路。而这先要超越低位阶的法规，先确认总体责任。这里的科学方法，包括三个基本步骤。第一，确认一个农民如果仅仅在家里种田，不会患上工业性的尘肺病。第二，确认上访的农民工的确患上了尘肺病。第三，确认患上了尘肺病的农民工的工作年限。这三点都不难做到。由此便可认定，一个人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健康代价，这在科学证据链上已经完全成立。依据这样三点，完全可以重构一个行政流程。它以医学证据为核心，超越了劳动关系的论证。
　　我希望看到有百亿元甚至千亿元规模的基金用于农民工的健康。基金的构成问题，企业与社会公益慈善组织的参与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劳动标准与劳工保护问题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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