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柳延希望小学是李某当村主任的时候筹资修建的，可惜只用了七八年就撤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校园。上世纪90年代，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李某所在的枣园镇延店则村，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建校潮。然而时隔几年，新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又让很多农村小学陷入“沉睡”状态。这其中，也殃及部分希望小学。

柳延希望小学的几间教室已被村委会用做办公室。当年的筹建者、已不再担任村干部的李某，如今也搬到学校住。他的任务是看守校产，清除杂草。

如今，村里还有50多个孩子在邻村的裴庄希望小学上学。由于路有点远，又不能住校，大人们只好每天骑车接送孩子。“现在除了房子，什么都没了。”在校门外的一堆砖头瓦砾里，李某找到了唯一能见证这所学校历史的一块石碑，那上面盖满了泥土，看不清碑文。他让孙子端一盆水过来浇在石碑上，然后用手慢慢地抹去碑身上的泥土，这才露出了清晰的字样：延店则村希望小学占地1260平方米，共建教室10间……

和李某不同，同样是校园看护人的向老师不甘心学校就这么闲着，他在已经撤掉的学校里办起了幼儿园。撤校前，向老师是校长。学校原来只有12口窑洞。2004年3月，经联系，香港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先生捐赠20万元，为学校修建了一栋两层教学楼。然而，当教学楼建好投入使用时，四至六年级的学生却并到了乡中心小学。学生一下子少了一大半。“这一并，低年级家长的心就动摇了，学生哪里多就往哪里送。”向老师说，“2007年后半年，就没有学生了，学校也就撤了。”于是，几个村民又找到向老师，鼓动他在学校里办一所幼儿园。他雇了一名老师，一名司机，还买了一辆面包车用来接送孩子，办起了幼儿园。可一年多后，向老师又开始发愁了，“娃娃少，成本太高了。”原来，每个孩子一学期1000元，每天上下学接送不说，中午还管一顿午饭。每个月还要给请来的教师、司机开工资，不赚钱不说，还赔钱了。幼儿园再往下办，也很难了。

6.2009年是希望工程实施20周年。20年来，希望工程共募集资金56.7亿元，资助346万名家庭困难青少年继续学业，资助建设15940所希望小学，为支持经济落后地区基础教育事业，促进青少年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99年开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调查论证后，开始实行希望工程战略重点转移：由过去对贫困失学儿童的普遍救助，转到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而希望小学也由起初的硬件建设为主，转向教师培训、现代化教育设施软件建设为主。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国小学在校生10564万人，而1998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是13953.8万人，9年间减少了3300多万人。伴之而来的是乡村小学数量的锐减，20余年间，中国的乡村小学从1985年的83万所，至2007年已撤并至34万所。这其中包括部分早期建设的希望小学。

据2010年10月25日报载：截止2008年12月，G省长阳县76所希望小学有53所被废弃。这样的情况随着“撤点并校”的政策大规模推广，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很多希望小学被撤销，要求与镇小学或中心小学合并，因个别条件无法合并的，直接被闲置。部分校舍被当地村委会再利用，作为临时教学点等，服务于周边村民。但更多是被困置下来，甚至直接被用作仓库，有的操扬被翻垦成了田地，准备种上苞谷，有的学校甚至养起了猪和鸡。

来自Y市共青团市委希望工程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4月25日，Y市某区运行的希望小学有119所，撤并38所，其中最早兴建的京温希望小学，已经变成了红枣产品加工厂。这里原来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小学，可如今只剩下3所了。教办主任张某介绍：本世纪初，生源开始锐减，2001年，有一个镇在校学生2400多，可现在不到1100人，这个镇流动人口占到一半左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务工，部分学龄儿童只好随家长走，异地就读。记者采访过程中见到了不少“空巢村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农村税费改革后也引发了农村学校经费的紧张。2001年，我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原来的教育集资和教育附加，学校的经费由财政支持。而学校过多让有限的经费投入像撒胡椒面一样，有效投入降低，于是进行大撤并。撤并之后，留下了大量校舍，在有些村子，学校校舍依然是最漂亮的建筑。可这些校舍有的被用做村委会办公室、党员或者群众活动室，有的被村集体租赁出去成为厂房或仓库，还有一部分仍处于闲置状态。

7.乡村文化的衰落，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和焦虑。这些学者有不少出身于农村，他们有着自己的乡村记忆，和对现实乡村的直接观察和体验。因此，他们的忧虑就特别值得注意。故乡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亡与崩溃。这里既有传统的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形式（如夜校、识字班、电影放映队、青年演出队）的消逝，更有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劳作和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密接触、和睦相处为特点的农村日常生活形态解体的征兆和趋向。生态环境的恶化，家庭邻里关系的淡漠和紧张，社会安全感的丧失，使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内涵。赌博、暴力犯罪，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于是，有研究者产生了更深层面的焦虑：“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早已解体，法律根本难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一些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宰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尤其是农村里的年轻人的头脑，由此带来的问题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于是就有了“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的这一根本性的忧虑。而乡村作为文化存在的虚化，直接导致乡村少年成长中本土资源的缺失，如今的乡村少年，他们生活在乡村，却根本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合力、归依感，然而，城市文化对他们又是那样遥远，这样，他们生命存在的根基就极易发生动摇，成了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乡村文化的危机和乡村教育的危机，就是这样相互纠结着。

这一切，对那些曾经感悟，至今仍依恋乡村文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有位知识分子说，“我已经无家可归”，“我在城市是寓公，在家乡成了异客”。这样，无论在乡村少年身上，还是农民工那里，以及这些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的群落里，我们都发现了“失根”的危机。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追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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