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华社、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这一调查历时7天，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向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131份，其中有效问卷125份。73名受访者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43名受访者最希望能“降低收费标准”，17人希望能“有供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专门学校”。调查同时显示，78位受访农民工表示，通过“朋友介绍”为孩子在城里联系学校；16人表示“从媒体报刊获悉”有关学校信息，5人表示“向城市教育部门咨询”，2人表示由“家乡教育部门推荐”，1人表示“学校主动上门”。

调查表明，有46名农民工子女，曾经因为父母务工地点的变化而被迫转学。其中转学1次的有10人，转学2次的有12人，转学3次或3次以上的有24人。在回答子女在城里求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时，54位受访者表示是“费用太高”，占受访总数的43.2%；46人表示是“没有城市户籍”，占受访者的36.8%。选择“住处附近没有学校”、“受城里人的歧视”、“毕业后拿不到毕业证”的受访者比例依次为16.8%、6.4%和4.8%。“我本来准备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但因为不是本地户口，我找的一所学校每学期竟然要8000元的赞助费，另外还要交这费交那费，最终还是没有去。”在N市打工的罗某告诉记者。

调查同时显示，有20名农民工表示孩子在上学时曾“遭受到拒绝”，7人表示“做了很多努力学校才接受”；有19位受访者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但不严重”，3人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情况比较严重”。调查还显示，77.6%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孩子“学习成绩一般”或“成绩不好”。88名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或“不一定”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占受访总数的70.4%。“小孩只要听话，知道尊老爱幼就行了。我整天忙，没时间想太多，学校的质量也就不管了。”今天33岁的王某来自南方某县，以帮酒店洗台布为生，谈起孩子的教育，他无奈地说。

3.近年来，在发展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过程中，地处西南边境的L县坚持“调整一些不合理校点布局，逐步推进寄宿制办学”的工作思路，特别是结合国家在L县实施的“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对本县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通过该工程的实施，L县各乡镇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办学效益得到了明显提高。L县在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的同时，注意发动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支持，努力把寄宿制学校办成群众满意，家长放心，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的学校。

撤并教学点，意味着自己的子女要去更远的地方读书，来回的交通又不方便，难免会让家乡心存疑虑。L县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开辟“创建”专栏，还利用挂横额、张贴标语、出板报等形式大力宣传创建寄宿制学校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来关心、支持创建工作。县教育局、乡镇政府干部牵头，带领教师和村干部分头走访学生家长，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做好摸底工作。通过宣传发动，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创建工作的良好氛围。

L县把创建寄宿制学校作为改变农村教育现状的重点工作来抓，有效利用各方面条件，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积极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是充分利用“义教工程”、边境建设大会战教育建设项目、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等项目的资金投入，完善了学校的各项设施。几年来，共投入资金4379万元，建设了教学用房56幢，学生宿舍楼89幢，学生食堂79幢，学生厕所73间。二是推进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统筹规划学校布局。针对农村校点多、规模小、难以实现有限资源优化配置的情况，L县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按照人口自然分布、统筹规划学校布点的原则，把办学的规模效益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重要目标。

L县的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先易后难、逐步实施、规模办学，提高了效益，盘活了教育资源。在着力于调整中小学布局、撤并教学点工作进程中，根据当前政府财力和群众承受能力，重点建设一些试点学校，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实践模式。其一，联村办寄宿制学校。随着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学校生源减少，村村办学校的现象将成为历史，联村办学势在必行。如响水镇棉江、四清、高峰、红阳等村由于靠近设施完善、教学质量好的鸣凤中心小学，L县便利用“义教工程”43万元资金，在鸣凤中心小学建起了学生宿舍楼、教学综合楼和学生饭堂，扩大学校规模，将其建成寄宿制学校。其二，创办民族寄宿制学校。L县武德、金龙、水口等3个乡镇同属边境乡镇，部分村屯由于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许多适龄儿童不能按时入学读书。为了解决他们的入学难问题，L县在武德乡中心小学创建了寄宿制学校，招收武德、金龙、水口等3个乡镇部分村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国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学生统一到校寄宿就读，实行封闭式管理。目前，该校有在校生752人，寄宿生532人，近十年来共培养了100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其三，创建边境形象学校。L县抓住边境大会战教育项目建设工程实施的机会，积极筹措经费，重点建设一批国门学校，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现在水口镇罗回中心小学、彬桥中心小学在校生均在500人以上，寄宿生达150多人；水口中学、彬桥中学的寄宿生均超过400人。

4.越是上学难，有些农民却越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学受教育上。如F村各家相互攀比“不惜血本供孩子读书”，以至出现了忍饥挨饿、倾家荡产供孩子读书的“英雄”。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有社会学家计算过，一个大学生4年学费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20年的纯收入。不用说西部贫困地区，连基本脱贫的东部地区的农民孩子的“大学梦也越来越远了”。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这就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正在“缩窄”。贫困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仍相当大，也就是说，农民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发展；而现在一旦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危机，贫困农民家庭所受的损失将是巨大的。

在当下中国农村出现了必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现象：H省的一个调查表明，个别地区的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辍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他们的父母有的过去还能读到高中毕业，而他们之中有数量可观的人初中还没有读完，由此导致的劳动者文化素质的下降，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确实令人担忧。有社会学家指出，“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G省的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的50%”。农民寄希望于教育使他们的子女另寻出路的想法靠不住了，于是“辍学”之风抬头，用一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就是用辍学来“保护人心，保护土地，阻止下一代向充满着蔑视、冷漠以及焦灼不宁的惨淡日子滑落”。但也如这一作家所说，这样的选择既显得“荒唐”，又有些无奈。而且也还有许多农民几乎是孤注一掷地仍然将孩子的教育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这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确实给人以悲壮感。一位下乡支教的大学生说，这是“困境中的不绝希望”。如果不对农民寄以希望的教育（包括农村教育及城市教育）进行新的反思与改造，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农民子弟就业难的问题，恐怕很难实现他们可以看到并应享受的教育，即广大农民寄以希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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